本月，地铁因为几起社会事件而频频登上热搜。4月8日，在上海地铁1号线车厢，一男子因对同车女乘客实施性骚扰被依法拘留；4月17日，在北京地铁5号线车厢，一大爷因嫌弃邻座男子衣着对其进行歧视性辱骂，一位女乘客站出来制止，“你要是不愿跟他挨着，就别坐这儿了，我愿意跟他挨着”，因为该男子多次辱骂乘客，扰乱乘车秩序，警方已对其作出行政拘留处罚。
相关事件造成了相当恶劣的社会影响，而作为事件发生地点的地铁车厢也以不同方式再次进入了大众视野。
《地铁迷宫》（Kontroll，2003）剧照。
作为一种精密、高效且时速相对稳定的交通工具，地铁一直是许多城市打工人通勤的不二选择。然而我们平时似乎很少留意到，相较于地上交通，在地面之下飞速穿行的这些封闭而拥挤的车厢究竟对人的行为与人际的关系意味着什么？
根据日常的乘车经历看，地铁站厅与车厢内部并非纯粹的物理场域，它既连接起个体在不同日常空间的生活状态，也是城市陌生人之间不停发生各种“互动”的潜在场所。除却交通工具这一面，这一场域其实既是人与机器特定社会历史关系的呈现，也是集体社会现状与潜在社会情绪的缩影。有人在这里宣泄无法压抑的情绪，有人在这里显露日常形象的另一面……借助地铁这一场域，我们或许能够重新理解集体这个抽象的概念。
今天的这篇文章就从日常乘坐地铁通勤的体验谈起，结合新书《通勤梦魇：东京地铁与机器的人类学》（以下简称《通勤梦魇》）等作品，谈谈地铁通勤的另一面。当沉默成为乘坐地铁默认的最高礼仪时，车厢内部陌生人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为什么地铁会成为诸多口角冲突和恶性社会事件高频发生的场所？同为打工人的通勤经历又为何时常催生出的却是不理解与疏离？其中充满了看似互相冲撞的悖论，实际上模糊了冲突之下将人们裹挟其中的、日益加剧的共同的存在焦虑恶性循环。
“挤不上的早高峰”：作为通勤方式的地铁体验
“车厢永远都这么拥挤，让人觉得五脏六腑都快要挤破。每次到公司时，我早已精疲力竭。倘若有任何其他办法，我绝不会搭乘如此拥挤的地铁。但我别无选择。”
——搭乘东京地铁的通勤者，《通勤梦魇》
《通勤梦魇：东京地铁与机器的人类学》，[美]迈克尔·菲什 著，孟超、桑元峰 译，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2025年1月。
每个在一、二线城市漂泊过的打工人，大概都会对早高峰的地铁站印象深刻。
早高峰的地铁站几乎成了工作日常的某种隐喻。相较于地上交通，地铁的行程时刻表相对更稳定，也更少受到种种意外因素的干扰（除去因临时故障导致的整体延误），这也意味着人们更容易以某种惯性的方式汇入其中。毕竟，惯性带来的是降低各种决策时刻的精神损耗。对于固定乘坐地铁通勤的打工人而言，他们往往习惯每天早晨在固定时间、从一个固定入口汇入地铁站，甚至习惯在固定的某节车厢的第几个门前排队等候。经过一段规律停顿报站的路程之后，再陆续从各个站点的出口散开，爬上地面，开启一天的工作。日复一日，都是如此。
《伦敦生活》（Fleabag）第一季 （2016）剧照。
相较于地上交通，在地下穿行的车厢是没有景观的。人处于车厢之中，除了黑压压的人头之外，眼神都没个落点。于是，这段路程真真切切成了无意义的过渡，除了通向最终的目的地之外，别无用处。当过程失去了被吸引和被感知的可能时，它就完全变成了一个需要忍耐的东西，而任何长久的忍耐或是在酝酿某次临界的爆发，或是在没有尽头的过程中日渐磨钝了感知的触角。当人不再能觉察自己的存在时，也就谈不上感知他人的存在。在这些时刻里，城市也连带成了匿名的，就像美国作家盖伊·特里斯笔下的纽约，那些日常与我们擦肩而过的人“似乎都没有头，没有脸，也没有个性”，只有握着扫描仪的手和同处一个车厢的脚。
更多时候，早高峰的地铁并非一次就能顺利“上垒”。人们互相推搡，赶在车门关上的前一秒挤上车厢。在车厢满载率超过200%的情况下，车厢内部几乎是挨肩叠背的样子，这时刷手机打发时间是毫无可能的，动弹不得的人们唯一能做的就是“随波逐流”，和人群一起随着车厢摇晃倾斜。
那些在起点站提早上车的乘客也许会幸运落座，而后在车厢内的灯光下揉搓着惺忪的睡眼，没过多久就在规律的列车运行节奏中昏昏欲睡，却大多都能及时惊醒不睡过站。迈克尔·菲什在《通勤梦魇》中就这一现象询问日本基础设施历史学家三户佑子时，对方解释称，列车的节奏其实早已蚀刻在城市居民的身体里。在日复一日的重复活动中，通勤者们潜移默化产生了一种内在的承诺感，克服种种客观物质限制以参与到集体之中，看似最终达成了一种集体性的规训。
《地铁》（Underground，1928）剧照。
然而，矛盾始终存在。“挨肩叠背的车厢让人喘不上气来，风扇卷起吹散了带有洗发水、香水、肥皂味道的体香，也扬起了咖啡的余味、烟灰的臭气、汗臭以及各种由压力和腐烂产生的不可描述的气味。”在菲什看来，这些存在于系统中的各种具体和抽象的矛盾始终与通勤者们日复一日的通勤行为存在联系与冲突。看似已经约定俗成般地顺畅运转背后，在边缘光滑的集体内部实则涌动着各种相当复杂的情绪能量。
当安静成为最高礼仪：车厢里的“最熟悉的陌生人”
“我认识所有与我一道通勤出行之人的面孔。当他们中有人连续几天没有现身时，我会开始担心。当我再次见到他们时，我很想上前询问他们是否安好，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但事实上，我从来没有这样做。”
——搭乘东京地铁的通勤者，《通勤梦魇》
当镜头拉近到具体每个车厢内部，地铁通勤同行者间的关系是微妙而特别的。
由于人们总在固定时间搭乘同一班地铁，部分同行者的面孔并不会陌生。甚至可能在某天没有如期擦肩时，还会引起一方一瞬间的内心波动。但即便如此，这些熟悉的陌生人之间往往不会有任何进一步的社交互动。彼此间的关系充满了不确定性，介于熟悉和不熟悉之间。在菲什看来，这种矛盾心理恰恰是通勤空间特征常见的外化表现，也是城市陌生人之间不期而遇的一面之交的典型特点。
《开往春天的地铁》（2002）剧照。
为何在这样的关系中，人们大多会心照不宣地对进一步的互动抱持抵触？菲什猜测，这可能是因为人们并不想让自己暴露于彼此均感到往复循环、枯燥乏味的日常关注中，同时也不希望将这种关注强加于对方，甚至让其感到不适而偷偷变更乘车位置。
不同于其他时段，早晚高峰的车厢中大多是独行的通勤者。他们要么独自倚在车厢某个角落，要么一言不发地坐在车厢座位中，大多数人几乎都表现出有些疲惫的状态。透过一张张面容，仿佛可以看到他们在工位前长期伏案工作，又或是下班后还不得不压抑着情绪回复工作消息的样子。
这时在飞速穿行的车厢中，“安静”就成了某种隐形的交流方式，甚至成为乘坐地铁出行的最高礼仪。菲什认为，这种礼仪实际上是一个被刻意保持的状态，也可以理解为是在空间匮乏的情形下，通勤者自发为自身创造空间的一种方式。虽然这并非一个真实的空间，但身处其中的人都能觉察它的存在，且越是在车厢拥挤难忍时，越需要付出努力留出这种间隙。大多时候，它是车厢内部乘客间互不打扰的默契，但在另一些时刻，不带有情绪色彩的“安静”与压下发声欲望的“沉默”之间的边界并不总是清晰。
《门锁》（2021）剧照。
此外，很容易被忽略的是，地铁车厢内对男性通勤者和女性通勤者的承诺在本质上是不一样的。对女性通勤者而言，这样的间隙很可能为其中暗藏的性犯罪威胁提供空间。这在一定程度上与车厢内部始终弥漫着的男性性幻想迹象有关。詹姆斯·藤井（James A. Fujii）在《亲密的疏离》中曾分析过一篇发表于1907年的短篇小说，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中年男性通勤者，他借拥挤的通勤车厢内与女性接近的机会来激发自己的性幻想。这种奇异的熟悉感部分来源于与陌生人的反复相遇。
尽管针对女性乘客的性骚扰行为与地铁车厢内部空间特征之间的关系还未被广泛承认，但其中确实存在着一定的关联。菲什调查了包括熟人和朋友在内的多位女性乘客，她们普遍反映称由于车厢通常过于拥挤，很多时候无法确定接触身体的行为在多大程度上是有意为之。在菲什看来，让女性乘客倾向于保持沉默的并非她们无法确定行为的意图，而是与车厢内的这种“安静”有关——“她们不确定打破车厢中的沉默后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而事实上，这样的担忧并非凭空而来。
“同为打工人”：共同经历为何却产生疏离？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东京，上班族如果要想证明自己的存在，自杀是再有效不过的方法了……通勤者自杀并不能成功地吸引人们对特定个体存在意义的关注，因为似乎没人关注他人存在的意义。”
——迈克尔·菲什，《通勤梦魇》
以列车通勤历史更为悠久的日本为例，同行通勤者个体生命的逝去有时也并没有在人群当中激起涟漪。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日本，伴随通勤列车成为交通基础设施重要支柱而来的，是东京地区激增的通勤者自杀现象。尤其在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头十年的大部分时间，东京通勤铁路网几乎每天都有线路因通勤者自杀而整体延误或暂停运营。然而，个体生命瞬时的结束非但不会激起什么涟漪，反而沉入了整个铁路运行常规秩序的一部分。在听到站内播放“人身事故”广播后，通勤者们大多平静如常地接受这一变故，随即开始从列车站台出站换乘，又或向车站值班员索要“延迟证明”为自己的迟到交差。
《自杀俱乐部》（自殺サークル，2002）剧照。
菲什曾试图在其中一次交通中断期间询问一些通勤者的感受，但他发现找到一个愿意交谈的人远比想象中困难。在和为数不多的几位愿意分享感受的人交谈过后，菲什发现上班族通常认为自杀的“总是上班族”。而其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上班族如果想要证明自己的存在，在通勤高峰时段自杀是“再合适不过”的选择，但这种行为却激发了完全相反的效果，拥有相似经历的人们更加关注该行为造成的不便，而极少注意到生命消逝的个体的存在。
在因相关事故而被迫滞留的其他通勤者看来，轨道上的遗体与影视作品中无数生活困苦的工薪阶层联系起来——“他们要么工作失败，要么与同事关系僵化，要么没能扮演好一位父亲或丈夫的角色”。这种认知逻辑回避了对打破沉默的当事人的具体处境进行感知，它维持着一个不存在相互关系的集成连接的集体。
于是，弥散在拥有相似经历的人群之间的是更为隐蔽的存在焦虑，它使得即便同处于一辆列车之上的人也无暇他顾。这让人想起市川昆执导的电影《满员电车》中的场景，主人公诸川富美男是个新晋工薪族，他虽然意识到自己所在的系统是被操纵的游戏，但仍然在其中挣扎着想取得某种成功。在菲什看来，当系统庞大到无法改变，一种完全的绝望感就会使参与其中的个体与非理性现实紧密相连。而作为社会过剩的承担者，通勤列车上的上班族们成了20世纪法国学者巴塔耶笔下的“被诅咒的部分”——“辛勤劳动、艰苦付出，最终却被卷入通勤列车滚滚向前的车轮之下，而其他人则对他们的牺牲熟视无睹”。
《满员电车》（満員電車，1957）剧照。
这样的时刻里，任何理性的分析与借由既定思想框架达成的“理解”都显得苍白。菲什精准地指出，在这样的世界里，人的思考已经沦为一种思想观念的奴隶，这些观念看起来越是理性、越是自由，就越是容易汇入无法摆脱结构性预设的反馈回路。相反，在那些认知逻辑暂时缺位的时刻里，个体重新回归了自由落体状态，而人的际遇也再次显示出不稳定性。那时，人们也许凭着感性把握的强度，反而作出了融入这个世界时的本能反应。
回到文章开头提到的“北京地铁5号线辱骂事件”，当被骂男子解释称自己都没靠座位椅背，而大爷仍旧不依不饶时，一位女性乘客主动提出换座位，坐到了被骂男子旁边。这一微小的举动可能仍然不足以影响此类事件后续发生的概率，也注定会在这次公共讨论的波澜退去后同样归于平静，但至少在事件发生的那一刻，人与人之间实现了一次真实际遇的短暂相遇，不是通过“理解”触达彼此，而是通过某种共同的感受连接在一起。这一场景再次呼应了2002年的影片《自杀俱乐部》中孩子们的心声：要想真正地理解就得“像感受自己的痛楚一样感受别人的痛楚……像承受自己的痛楚一样承受别人的痛楚”。从这个意义而言，这或许提示了集体生活的另一些可能性。
作者/申璐
编辑/西西
校对/卢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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